新加坡外匯市場全球地位躍升的原因、經驗及啟示

內容提要

新加坡外匯市場快速發展得益于新加坡高度開放的金融政策、穩定的法治環境、前瞻性的監管框架，以及先進的金融科技和基礎設施。該市場的參與者呈現多元化、國際化特征，外匯衍生品交易活躍，非銀機構角色日益重要。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使得人民幣成為新加坡第四大交易貨幣，促進了新加坡市場的發展。為促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我國可借鑒新加坡經驗，在推進高水平金融開放、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強化金融科技布局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等方面持續發力。

國際清算銀行（BIS）每三年開展一次全球外匯市場調查，為全景式觀察外匯市場的發展演變提供了重要窗口。2025年BIS調查結果顯示，新加坡在全球外匯交易市場的占比顯著提升，其作為全球第三大外匯市場的地位得到鞏固；我國內地外匯市場的全球排名居于第十位。新加坡外匯市場的發展對我國推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與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新加坡在全球外匯市場中的地位顯著躍升

BIS調查報告顯示，2025年4月全球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達9.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較2022年調查結果，后同）28.5%，這一增速高于上期調查的13.5%，但略低于自1989年有調查記錄以來29.6%的平均增速。活躍的外匯交易反映全球經貿增長、地緣政治緊張和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等背景下，貨幣兌換與風險對沖需求旺盛。從市場集中度看，英國、美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以下簡稱“香港”）和日本為前五大外匯市場，合計占全球交易量的78.7%；美元、歐元、日元、英鎊和人民幣為前五大交易貨幣，合計占所有貨幣交易量的76.8%。其中，新加坡外匯市場表現突出，日均交易1.49萬億美元，增長59.8%；交易量在全球占比從上期的9.5%提升到11.8%，自2013年以來持續居于全球第三位；與美國的地位日益接近。

新加坡外匯市場在過去十幾年來展現出諸多亮點，其地位日益重要，凸顯出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所取得的顯著成效。具體而言：

一是新加坡在全球外匯市場中的地位突出，遠超其實體經濟、金融體量在全球中的地位。從實體經濟看，受限于有限的人口規模、狹小的國土面積，2024年新加坡GDP規模約5,474億美元，僅占全球GDP的0.5%。但是，由于新加坡市場高度開放，外向型經濟指標表現突出。其中，貨物與服務貿易總額約1.71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額的2.6%；外商直接投資（FDI）存量為2.23萬億美元，占全球FDI存量的4.4%；對外直接投資（ODI）存量為1.17萬億美元，占全球ODI存量的2.7%。從金融領域看，2024年新加坡金融機構總資產約4.63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的1.0%；資管機構管理資產約4.46萬億美元，占全球資管市場的3.5%；股票市值0.63萬億美元，占全球的0.5%；保費收入449億美元，占全球的0.3%。外匯交易成為新加坡在全球占比超過10%的唯一經濟金融指標，展現了新加坡在全球外匯市場中的獨特地位。

二是市場參與者呈現出多元化和國際化特色，非銀機構、跨國大型銀行的作用更加突出。從交易對手看，本世紀以來全球外匯市場一個突出的結構性變化特征是，非銀金融機構的角色日益重要，其所參與開展的外匯交易占比從2001年的20.3%提高到2025年的49.8%，提升近一倍。這在新加坡市場表現同樣明顯，非銀金融機構在外匯市場中的交易占比從2001年的9.6%提高到2025年的17.2%。同時，由于新加坡本土金融機構規模相對較小，新加坡外匯市場主要由全球性交易商（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等）開展交易，其占比從2001年的67.9%提高到2025年的75.2%。

三是交易幣種更趨多元化，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積極發展助力提升新加坡的全球份額。從交易幣種看，全球外匯市場中美元一家獨大，占全部交易貨幣的份額長期維持在80%~90%（貨幣雙邊交易總計為200%）。2025年人民幣在新加坡外匯市場的日均交易量已達1,467億美元，占全市場的9.9%，為第四大交易貨幣。新加坡是除中國兩岸三地之外，人民幣外匯交易占比最高的經濟體，美國（5.7%）、英國（4.9%）和韓國（4.0%）緊隨其后。

四是外匯交易工具更加衍生化，金融創新活躍度顯著增加。新加坡外匯即期交易和衍生工具交易均顯著增長，尤其是外匯掉期、期權和遠期交易活躍，成為外匯交易總量增長的主要驅動力。2025年4月，新加坡外匯即期、外匯遠期、外匯掉期、貨幣互換、外匯期權日均交易同比增幅分別為60.7%、41.8%、54.2%、157.8%和140.6%，反映出市場主體在新加坡外匯市場中的風險對沖、套期保值需求持續上升，其中也夾雜著部分投機動機。

二、新加坡外匯市場建設的主要優勢與經驗

一是在國際格局變化中扮演“安全港”角色。在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和地緣博弈增加等背景下，新加坡政治立場較為中立，加之營商環境穩定、對國際資本高度開放，吸引了大量尋求規避地緣風險的跨國資本，也促進了本地外匯交易活躍度的提升。同時，新元波動幅度相對較小，長期穩定性特征較為明顯，在貨幣多元化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是獨具特色的對外開放政策。近年來，為了更好地吸引外資流入，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創新舉措，為外資流入精準鋪路搭橋。這些舉措不僅涵蓋稅收優惠、研發資助等傳統領域，更延伸到數字服務、低碳能源等前沿產業，形成吸引長期國際資本流入的制度合力。新加坡已成為全球高凈值家族辦公室的理想目的地。新加坡與全球90多個國家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覆蓋范圍廣于香港（50多個），在部分歐洲國家可享有更優的預扣稅稅率。此外，新加坡非常重視對初創期企業的扶植。自2023年起，新加坡對至少雇用1名本地員工的未盈利初創期企業，額外給予最低2000新元現金津貼。這些措施構筑起新加坡外匯流動性樞紐的獨特競爭力，為其全球市場份額的持續提升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是領先的金融科技和基礎設施水平。其一，先進的金融科技顯著提升了新加坡貨幣兌換與結算效率。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應用下的高頻交易系統實現近乎實時的跨境結算，能實現貨幣兌換與結算的快速處理，不僅降低了交易成本，更大幅提升了市場流動性。其二，強勁的資本投入持續夯實新加坡科技優勢，對推動外匯支付結算等關鍵環節的技術迭代起到重要作用。其三，新加坡對金融科技相關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仍在不斷加大。根據國際咨詢公司Turner?&?Townsend，2025年新加坡數據中心建造成本高居全球第二，達每瓦14.53美元，僅次于東京。

四是監管環境的前瞻性、審慎性和靈活性。早在2016年，MAS便推出“監管沙盒”，為金融科技企業在外匯、支付等領域的產品創新提供了風險可控的測試空間，顯著降低了合規不確定性。2025年螞蟻國際與ISDA聯合提出跨境支付與外匯結算的通證化技術標準，旨在通過區塊鏈和共享賬本技術，推動實時清算、成本優化及風險可控，預計到2030年可為企業節省超500億美元支出。

三、新加坡外匯市場發展中潛在的風險隱患

（一）宏觀環境不確定性沖擊與市場脆弱性風險

一是不確定性可能引發投機性資本大進大出，對各國跨境貿易和資金流動造成沖擊，進而加劇匯率波動和市場失調。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加征“對等關稅”政策后，市場恐慌情緒大幅走升，全球外匯市場波動加劇。新加坡龐大的外匯市場規模或與市場不確定性聯系緊密，對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性構成潛在風險。

二是宏觀不確定性上升可能會加劇投資者情緒和預期的突然轉變。避險情緒或導致市場對美元等安全資產的需求增加，抬高美元融資成本，引發資本重新配置。2025年4月新加坡外匯即期交易中的美元貨幣對占比高達九成；而外匯遠期、外匯掉期等美元交易貨幣對占比高達九五成以上。這一以美元貨幣對為主的外匯交易結構在貿易不確定時期存在較大風險隱患。

（二）非銀機構參與度提升伴隨杠桿與流動性錯配風險

不確定性上升時，對壓力敏感的非銀機構或大幅增加外匯風險對沖，例如在以美元貨幣對交易為主的市場集中拋售遠期美元，造成外匯市場劇烈波動。非銀機構普遍存在“流動性錯配”（以短期負債支持長期資產），且多數無法直接獲取央行流動性支持，一旦遭遇大規模贖回或評級下調，可能被迫拋售資產，引發外匯市場流動性枯竭。

（三）衍生品市場深化或帶來系統性風險隱患

新加坡外匯衍生品市場（尤其是外匯掉期）的快速增長，雖提升了風險管理效率，但也導致其脆弱性增加。在宏觀不確定性加劇時期，機構通常會增加外匯掉期等套期保值交易，以確保流動性或對沖貨幣風險。壓力環境下，追加保證金要求和強制去杠桿化可能會放大波動性和流動性緊張狀況。場外衍生品市場的不透明性使監管機構和中央銀行的風險監測變得復雜，有可能掩蓋正在累積中的系統性風險。

（四）開放市場環境下的跨境洗錢與資本流動管理風險

新加坡外匯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三，遠超其GDP規模，這意味著其市場深度與實際需求存在部分脫節，易受大規模資本流動沖擊。全球貿易緊張（如關稅變動）或主要經濟體需求放緩，會通過外匯市場被快速放大，加劇匯率和金融體系波動。

四、對我國推進高水平金融開放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啟示

（一）穩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強化宏觀審慎監測，準確識別系統性風險敞口

一方面，穩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完善體制機制，營造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不斷提升市場透明度，助力早期風險識別與跨境協同干預。積極通過壓力測試、情景分析等方式加強對外匯市場高標準開放的監管，捕捉流動性沖擊和溢出效應。

（二）積極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完善多層次風險管理工具體系

一是適度提升外匯衍生工具豐富度，滿足市場主體精細化風險管理需求。在采納境內外投資者意見建議的基礎上，促進內地與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協同發展。

二是以滿足多元化風險管理需求為核心，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多層次外匯產品體系。遵循“基礎-衍生-復雜”路徑持續豐富產品譜系，逐步穩慎探索標準化的外匯期貨及結構性衍生品，為“走出去”企業提供更完善的風險對沖工具。

三是針對非銀機構參與度提高及衍生品交易不透明的問題，推動建立更全面的外匯交易監測制度，要求機構定期披露外匯敞口、杠桿水平及流動性覆蓋率。

（三）針對非銀機構實施基于活動的差異化監管并拓展流動性安全網

一是運用大數據與AI工具提升預警能力，加強對非銀機構貨幣錯配、期限錯配結構和風險的分析，并對其跨境資本流動進行高頻風險測算。重點評估非銀機構、銀行外匯敞口及衍生品杠桿的潛在傳染路徑。

二是可探索在嚴格限制道德風險的前提下，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非銀市場參與者設計流動性支持工具，例如有償使用的、抵押品要求嚴格的特別融資安排，以防范因其流動性突然斷裂而引發市場失靈。

三是應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作，多方監控非銀機構在不確定性上升時期的大規模基金贖回行為，以及可能引發的資產拋售潮，確保在宏觀金融不確定性上升時能及時采取逆周期緩沖措施。

（四）強化金融科技與數字基建布局，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核心競爭力

一是強化金融科技與外匯市場深度融合。可借鑒新加坡模式，在滬港兩地建立金融科技協同試驗區，強化跨境支付結算等場景的試點應用、平臺建設及服務優化。

二是打造領先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環境。支持多幣種結算的區塊鏈基礎設施升級，不斷降低傳統代理模式下的時間與信用成本。

三是借鑒“監管沙盒”經驗，支持金融科技企業在匯兌、支付等領域探索產品創新，為外匯市場發展提供更靈活的空間。同時強化在反洗錢、網絡安全等方面的監管協同，維護外匯市場穩定性。

四是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功能，提升人民幣貨幣對的外匯交易效率，降低建議成本，便利國際貿易和金融活動。完善數字人民幣跨境流動監測，提升交易留痕和資金溯源能力，實現開放環境下的風險精準管控。

作者：王家強、吳丹，中國銀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