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遼寧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高翠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消息迅速引發行業高度關注,緊接著,“高翠及其丈夫何萬軍同日被帶走”的傳聞又給這則新聞再添一把火。在金融業反腐高壓之下,“XXX落馬”的新聞時常見諸媒體,但夫妻雙雙落馬,這似乎還是第一次。
對于一些業內人士而言,這兩人的故事早已流傳甚廣,遼寧省(不含大連市)僅有的兩家保險法人機構(融盛財險、華匯人壽),夫妻二人每人把持一家,雙雙賺取高薪。其中華匯人壽業務基本停滯,高管們幾乎不用工作就可以獲得豐厚回報。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這倆人的“落馬”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因為“太招搖了”“太招人恨了”。
而著眼于整個遼寧金融業的反腐風暴,爆出這樣的新聞似乎也并不意外。2022年5月,銀保監會披露的一組數據顯示,“2021年以來,在金融風險重災區的遼寧,已有63名中小銀行‘一把手’被采取留置和刑事強制措施”。在這過程中,也難免牽連出一些監管干部,被處分甚至被判刑。
進入2025年,遼寧金融業反腐似乎又掀起一輪小高潮,原大連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原飛,原遼寧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李林等相繼“落馬”。與高翠經歷類似的——監管出身,轉而籌備險企、任職險企一把手——原百年人壽(總部在大連)董事長何勇生,也是在2025年被帶走。

金融反腐再現“夫妻檔”,原遼寧保監局局長高翠、華匯人壽臨時負責人一同被帶走調查
4月10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國家金融監管總局紀檢監察組、遼寧省紀委監委發布消息稱,原遼寧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高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相關部門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高翠出生于1968年,現年58歲,畢業于東北財經大學。早年間,高翠曾擔任遼寧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財務經理,中國遼寧國際合作(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處處長、副總經理。2001年8月,高翠進入原遼寧保監局,先后擔任財產險監管處處長、辦公室主任、局長助理、紀委書記、副局長等職位;2011年4月,時年43歲的高翠僅用10年時間,便升任為原遼寧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
關于高翠具體于何時離開監管系統,并沒有權威說法。“慧保天下”從業內了解到,其早在2017年就參與了融盛財險的籌備工作,后擔任融盛財險黨委書記。
另外,“慧保天下”從業內了解到,與高翠一同被帶走調查的,還有其丈夫何萬軍。公開資料顯示,何萬軍于1967年出生,現年59歲,現任華匯人壽黨委書記、經管會主任、臨時負責人、擬任董事。
翻看其過往經歷,可以發現,何萬軍與高翠早年均出身財務條線,且在工作上有過多次交集。
何萬軍的從業經歷復雜,在學界、政界、商界都有涉獵,僅保險領域,就在永誠財險、中國再保、華匯人壽、安邦資管有過履職經歷。早年,何萬軍于東北財經大學任教,與高翠同為校友;后由學轉政又轉商,先后擔任遼寧省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財務處副科長、中國人保遼寧省分公司辦公室秘書;之后又進入遼寧省屬的外經貿企業集團遼寧國際合作集團,與高翠一同負責財務工作。
隨著高翠進入保險監管系統,何萬軍則進入保險業,先后擔任永誠財險董秘、中國再保資產管理部總經理。之后,何萬軍又成為華匯人壽籌備組副組長,2011年12月,華匯人壽成立,何萬軍出任公司副總裁、財務負責人。
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華匯人壽因股權糾紛,被原保監會限制資金運用范圍并暫停新產品報備。何萬軍也于2014年離開華匯人壽,轉任安邦資管副總裁,同時任安邦資管不動產專業投資人。2016年3月,何萬軍又重返華匯人壽,2019年7月起,先后擔任公司臨時負責人、黨委書記、經管會主任,至今已過去7年,期間何萬軍曾擬任華匯人壽總裁,但任職資格未獲批復。
高翠、何萬軍夫妻瓜分遼寧保險業“半壁江山”
目前,注冊地位于遼寧省內的保險機構共有4家:融盛財險、華匯人壽于沈陽注冊,歸屬于遼寧金融監管局管轄;百年人壽、中荷人壽則于大連注冊,分屬大連金融監管局。在這樣的情況下,何萬軍、高翠夫妻二人在被查之前,分別參與籌備華匯人壽、融盛財險,并擔任兩家公司的一把手,可以說是“瓜分”了遼寧保險業的半壁江山,在當地保險業尤其受關注。
從公開信息來看,監管出身的高翠十分“低調”。2018年6月,融盛財險獲批開業,高翠擔任黨委書記,而董事長則由公司第一大股東東軟集團董事長劉積仁兼任。
吊詭的是,在信息梳理過程中,“慧保天下”無法在融盛財險官網中查到任何關于高翠的直接信息,無論是董監高基本情況,歷年的償付能力報告和年報,乃至新聞稿中,均未出現高翠的姓名,只有不具名的“黨委書記”稱呼;利用AI工具進行信息檢索時,即使檢索到公司官網中存在高翠以黨委書記身份發言的網頁,也無法正常打開。
融盛財險2022年第4季度償付能力報告顯示,2022年,公司薪酬在100萬元以上的有2名高管和“黨委書記”。這份報告還提到:“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黨委書記本年度的最高薪酬為349萬”。而就在同一年內,融盛財險凈虧損超8000萬元,年度累計凈資產收益率為-9.66%。梳理歷年償付能力報告,也可以發現,融盛財險自2018年成立以來尚未盈利,7年間已累計虧損接近3億元。
不只是業績長期虧損,此前融盛財險的高管任職也長期處于震蕩狀態,成立后有一半時間“將位”空缺。具體來看,第一人總裁徐廣哲在任職僅一年后便因“個人原因”辭任,第二任總裁孔兵也只履職一年便同樣以“個人原因”在2021年5月離開,此后總裁職位一直空缺到2025年6月,史翔獲批出任總經理為止。
相比融盛財險,何萬軍掌控的華匯人壽作為問題險企,更是深陷泥潭。回顧過去,華匯人壽從一開始就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自成立以來,便陷入到頻繁的股東爭斗,直接導致公司被遞發監管函,業務停擺,董事會、監事會失能。2016年3月,華匯人壽恢復經管會運行機制;2019年7月,時任華匯人壽董事長馬彪辭職,直到今天,董事會治理整改仍未完成,公司六大股東的全部股權均已被凍結。
具體看董監高的情況,最新的償付能力報告顯示:董事會中,9名董事剩余7名,除丁勇外,其余6名董事均為擬任;監事會中,5名監事剩余3名,均為擬任;高管中,在何萬軍被帶走后,只剩下經管會委員戴爾光和佟相臣,佟相臣自2016年開始擬任總助。
業績方面,自成立以來,華匯人壽已有12年未發布年報,僅第一年正常披露了年報;根據償付能力報告數據,自2016年第1季度以來,華匯人壽累計虧損約3億元,僅2025年,便凈虧損0.71億元,年度累計凈資產收益率為-9.73%,風險綜合評級為C類,償付能力不達標。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華匯人壽的核心、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逐年走高,2025年末已雙雙突破2100%;與此同時,華匯人壽的保費收入卻逐年走低,2023年-2025年,分別實現保險業務收入423.7萬元、203.32萬元、79.53萬元。即使保險業務收入已大幅跌破至百萬以下,華匯人壽的部分管理層依然領著百萬年薪,償付能力報告顯示,2025年,華匯人壽7名董事中有1人的薪酬在100-500萬元之間,2名高管薪酬則在50-100萬元之間。
遼寧金融業反腐高潮迭起,多位監管人士先后落馬
作為典型的金融風險重災區,高翠何萬軍夫妻二人的落馬,事實上,僅僅是遼寧金融業反腐風暴中的一個案例而已。
2022年5月中旬,銀保監會曾對外披露“2021年以來,在金融風險重災區的遼寧,已有63名中小銀行‘一把手’被采取留置和刑事強制措施”。
彼時,遼寧有銀行100家左右,其中,城商行14家,農商行25家,村鎮銀行60家,民營銀行1家。此外,還有遼寧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及縣級農信社32家。這意味著當地超半數銀行“一把手”都被采取留置和刑事強制措施,金融風險形勢之嚴峻由此可見一斑。不少媒體甚至稱之為“塌方”。
這些問題銀行產生的原因也與問題險企大體相同,無外乎被房地產企業通過各種手段掏空,或者內部人內外勾結、違規利益輸送等等。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恒大集團之于盛京銀行。
而落馬的人中比較知名的,包括原遼寧金融控股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劉波;先后兩任遼寧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原黨委書記、理事長都本偉、王中印;葫蘆島銀行原行長王學伶等。
數年過去,這一數字還在增加,有不完全統計稱遼寧金融業落馬的各類金融機構一把手或許已經超過了70人。最近一則是中國進出口銀行遼寧省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劉正貴,2025年3月21日被官宣接受審查調查,今年1月已經移交司法部門。
在針對市場主體展開行動的同時,金融監管系統內部的反腐風暴也在緊鑼密鼓進行,同樣是根據2022年5月銀保監會發布的數據,“十九大以來,銀保監會系統內部共立案630件,留置83人,已移送司法機關73人”,遼寧作為金融風險重災區,監管系統的問題也在反腐風暴中不斷暴露出來。
2020年12月,原遼寧銀保監局二級巡視員(原銀監局副局長)劉文義主動投案,2021年6月被“雙開”。
2022年9月1日,原遼陽銀保監分局黨委書記、局長鄭衛紅,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2025年2月,原大連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原飛,被開除黨籍,原因是“利用審批權受賄,為親屬經營謀利,違規錄用”等。
2025年11月,原遼寧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李林(任職期間2008.5—2016.9)被查,原因是“甘為不法企業‘馬前卒’,充當銀行機構和銀行高管人員違法違規行為的‘保護傘’,是與不法私營企業主、金融‘蠹蟲’沆瀣一氣、攫取私利的突出典型”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央巡視組曾針對31家單位展開巡視,彼時就發現“監管干部到保險公司任職及擔任高管的現象比較突出”,事后,原保監會黨委共清理在企業兼職(任職)干部20人。
其中,原遼寧保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張廣增(彼時已退休)就在其中,有關方面對其進行立案審查,最終給予張廣增留黨察看一年處分,退休待遇由正廳局級領導職務降為副廳局級非領導職務,并責令其限期退回違規取得薪酬,退出保險公司“員工持股計劃”。
嚴懲“政商旋轉門”受賄犯罪,監管與企業邊界愈發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在遼寧省省內,地方監管局一把手參與險企籌備,出任險企一把手,最終又落馬的人,高翠并不是第一人。
2025年6月,百年人壽原董事長何勇生、原總裁單勇被確認帶走調查,一同被留置的還有公司電銷、精算部門前員工及單勇親屬,調查方向直指巨額關聯交易與內部利益。何勇生出身老人保,2000年起先后擔任原安徽保監局、大連保監局局長,2008年參與籌建百年人壽,次年正式出任第一任董事長兼總裁一直到2012年,2020年4月才正式退休——與高翠的履歷高度相似。
事實上,早年,在監管體系尚不完善之時,確實有很多監管干部“下海”的故事,2012年之后的保險業大擴容時期,這一現象尤為明顯。
最知名、最成功的無疑是陽光保險集團創始人張維功,他曾任中國保監會南京特派辦主任、廣東保監局局長,當時是保險監管系統最年輕正局級干部,2004年辭去公職后創立陽光保險集團。
與張維功不同的是,大多數監管干部“下海”,往往是辭職后到保險公司擔任職業經理人,例如在融盛財險,除高翠外,副總裁郭可也出身監管系統,曾任遼寧保監局、遼寧銀保監局辦公室主任兼黨委辦公室主任等職,2019年獲批出任融盛財險副總裁;2026年3月底才獲批出任融盛財險首席合規官、總經理助理的裴雷,也是監管出身,曾任遼寧保監局、遼寧銀保監局主任科員等職務。
早期,監管干部到險企擔任高管的任職通路是順暢的,但近年來隨著金融監管全面升級,這一“政商旋轉門”正經受前所未有的考驗。
2022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視組向中國銀保監會黨委反饋巡視情況時,就明確指出,“系統中利用監管權謀私問題多發,政商“旋轉門”問題比較突出”。
據悉,監管已經劃定了明確的紅線,現在的監管干部再到險企擔任高管將無法獲批任職資格,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監管出身的保險公司高管只能出任黨委書記,或任職大股東公司間接參與旗下保險公司的管理等。
近年來,監管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邊界正變得愈發清晰,例如早期的險企風險處置中,監管常常直接成立工作組入駐相應險企,甚至有監管干部到被處置后的險企任職的先例,但現在,隨著風險處置經驗的不斷增加,監管對此的態度已經發生了顯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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