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唐氏家族：融貫中西的近代化之路（一）

編者按：

2024年初，漢正家族辦公室聯合深圳市慈善會、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共同發布了由深圳市慈善會?博道愛心基金資助完成的課題報告 ——《傳承與慈善：中國家族案例報告》。報告一經推出，便引發公益慈善、家族辦公室及財富管理三大領域同仁的廣泛關注，報告線上線下累計閱讀人次超 2000；與此同時，我們同步制作的案例視頻，觀看人數超17000人次。

為讓更多行業伙伴深入挖掘報告價值、掌握中國家族在 “傳承與慈善” 領域的實踐經驗，我們將對報告中的7個典型家族案例展開連載，以饗讀者，敬請關注。

珠海唐氏家族：融貫中西的近代化之路（一）

蕭曼瑩

近代廣東香山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灣鎮）的唐廷桂、唐廷樞、唐廷庚三兄弟被稱為“中國工商業近現代化的先驅”，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頗受關注的人物。盡管目前學界已有不少唐氏研究專著，但大多數學者僅著眼于唐家唐氏在工商業近現代化進程作出的貢獻，很少有人關注唐氏兄弟與他們的家族傳承。珠海唐家唐氏興盛于乾隆時期，其后迅速發展，至近代時期，唐氏買辦發跡，唐家經濟實力攀升，人文氣氛漸濃，先后走出了民國第一總理唐紹儀、清華第一任校長唐國安、資深外交家唐悅良……唐家唐氏人才輩出，蘊藏著撬動中國近代進程的巨大能量。唐氏家族是第一代留學家族，是華人慈善家族的典范。他們的家族傳承融合中西文化，在遠赴重洋學習西方科學民主的同時，保有儒家“士”的價值內核。他們不忘家國，通過經商從政救亡圖存，在海外成立善堂為華人華僑爭取權益，立下赫赫功績。

第一部分唐氏家族的歷史脈絡

• 唐家灣的地理位置與唐氏的遷入

珠海唐家灣位于珠江口西岸，因該地與淇澳島相夾形成海灣，故又稱唐家環。唐家灣北面、西面與中山市南朗、三鄉兩鎮相鄰；南面、西南面與界涌村、東坑村及神前村接壤；東臨珠江口，與香港大嶼山隔海相望；海灣前臨金星門，水路穿過金星門匯入伶仃洋。據1985年7月的考古發現，唐家灣地區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已有人類活動跡象，但有歷史文字可查的記錄僅溯至七百多年前的北宋，古稱“釜涌境”。據《廣州府志》，“北宋末，府南百余里之釜涌境，海隅有銀礦，庶民爭赴開采，至有舉家遷徙者。”

珠海唐家灣唐氏族譜明載最早的始祖是居俊公，字紹堯，生于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原居于南雄珠磯巷。宋寧宗朝（1205）追查蘇氏官人案，唐氏先祖為躲避由此引發的政治風波，決定順應珠磯里九十八人集團的號召，南下遷居。

據唐豪杰房主持修譜人乾隆五年（1740）十八世孫唐念典與子英房修譜人咸豐五年（1855）唐步瀛的《序文》：

“自祖傳聞，南方煙瘴地面，土廣人疏，大家向南而去。但遇安處，崗山融結，田野寬守及無勢要把持之處，開辟住址，朝夕相見，仍如今日之故鄉也。”

又據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譜主持人十七世祖唐圣儒的序文：

“有……居俊公我之始祖也，乃宋宰相唐介之九代孫……隨帝昺播遷來沙涌村馬南保家，居三日，亂益篤，帝昺赴崖門溺水死，我祖遂留居新會焉。……兆七公生子康順，及長游學東莞，數世以來，流離遷徙居無定所，康順公乃撫其子子英曰：‘今吾族之未蕃，良由所居之無地，若圖吉地莫如香山’，是以五世祖子英公遂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來居唐家鄉，生六子，長廣禮居雞柏，次廣達居唐家一堡，五廣通居唐家五堡，六廣潤遷東莞，余二房無嗣。”

由上可知，唐家先祖居俊公自此南下至唐家灣一帶小住，后因政治動亂被迫遷至新會。唐氏族人雖然在唐家灣的停留時間有限，卻對此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認為此地是興旺發達的吉地。子英公在明初洪武二十七年來居唐家鄉，其后代廣禮、廣達、廣通三房經過百年遷徙流動，最終定居唐家灣。另據唐有淦考證，明嘉靖年間，唐族六世祖森軒房、九世祖豪杰房從外縣和新會遷回唐家灣，與留守的子英房匯合，唐族自此實現三大房“合族而居”。

此后，唐族日益壯大，逐漸成為當地大族。

光緒年間，唐家村逐漸擴大至上下二村。唐家上村（唐家村大部分地區）與唐家下村（指唐家邊山街一帶及雞柏村、菱塘下村）人口合計共二千一百九十四戶。乾隆元年（1736年），唐家全族動員捐銀為始祖居俊公修建祖祠，除六十以上免捐以外，共捐得二十五兩銀子，遞年生息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本利約得銀四百一十八兩，始得建祖祠。

唐步瀛在《居俊祖祠堂記》忍不住自嘲“夫，以二十五兩本銀，生息四十四年竟能建祠，正所謂燎原之勢起于星星火也。”而近代之初，唐家合族財氣勃然，光緒年間接連重修唐氏大宗祠、祖廟、金花廟和圣堂廟，“今即磚瓦木石，倍勝于前，加以風氣奢華，花樣作致，非壹萬金不敢舉手。……數月間，共捐得銀壹萬壹千兩……”兩相比較，唐族的經濟實力增長可見一斑。同時，唐族文化氣息漸濃。

清末以前，東南沿海，局勢不靖，據《唐家村史》載，僅有清嘉慶房子英房唐履階一名舉人、明一代的廣禮房唐毓泰和豪杰房唐萬象兩名邑庠生見諸譜牒。而到了近代之初，有據可考的舉人和進士多達八名。

• 洋務的影響與唐氏的鼎盛

在唐族不斷發展的同時，距唐家灣僅十幾公里的澳門成為葡萄牙人窺視東方的據點。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傳教士攜西方的經濟、文化、軍事、醫學、天文等近代科學登陸澳門，為澳門注入新的文化因子。澳門社會朝著葡人的西式化改革理念穩步前進。在澳門社會潛移默化之下，附近的珠海地區得以率先接觸西方新式事物。如此，澳門及珠海地區形成了向內地灌輸近代西方文明的“珠澳中西文化走廊”。

位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沿線的唐家灣地區最先沐浴歐風美雨，唐氏成為接收西式思想文化的先行軍。

一方面，咸豐元年后，大批唐家人紛紛通過澳門漂洋過海，到美國西部和加州“趁金山”，唐家一時涌現“淘金熱”的致富傳奇。據《子英房譜》記載：

“太守耀垣唐公雞山村人也，字貽光，諱士超，八歲入學……年十四投身軍艦……十九歲聞美國開金山埠，利賴甚溥，乃不憚海闊道遠，束裝而邁，四五年間壯志酬矣……乃游福州司洋行事……乃納粟得官。”

唐家人出洋移民高潮迭起，有人甚至實現了出洋經商到扎根海外的轉變，成為海外華僑的領袖，如唐廷桂早在19世紀50年代憑借其出色的社交技巧與過硬的業務能力，到達舊金山后即被推選為當地華人會館的通事。

另一方面，唐家人是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先鋒。1839年，在澳門傳教的英美“益治會（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ge in China）”成立教會學校——瑪禮遜學校（Morrsion School），傳授與東方儒學截然不同的西方新式教育，該校最初的六位學生中即有兩位是唐家灣地區的人，陸續有唐家子弟入校學習，其中不乏出國深造者。

總體而言，近代初期，趁著西學東漸愈刮愈猛的東風，唐家已積累了足夠的資本。唐家一直在等待的，徹底擺脫“海禁”桎梏，突破小農經濟結構的契機即將到來。

十九世紀后期的“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在國民經濟建設方面突破“閉關鎖國”，向前發展的關鍵時期，唐家命運自然也與之息息相關。隨著“五口通商”以后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沿海大小港口次第開放。形形色色的洋商在其政府的保護下進入中國，他們迫切需要一批能為他們“架橋鋪路”的中國人，“買辦階層”就是在這個特定的時期和環境中逐漸產生和形成，并演變成為洋商掠奪性商業行為的代理人。同一時期，對西方事物有所認識的洋務派官僚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等人，為了皇朝的利益，也為了中華大地的經濟發展，認為有必要“效法泰西，振興國邦”。他們所倡導的“洋務運動”為買辦階級的發展起著協調和扶持的作用。

長期的移民歷史和率先接受西式教育的經歷，使得唐家人能較內陸人更容易理解西方的思維模式，與洋人打起交道也得心應手。他們積極投身買辦事業，活躍在長江中下游及沿海港口的外商航運企業，如怡和、太古、旗昌的等船隊。他們一方面服務洋人，賺取貿易利潤；另一方面帶領鄉親父老自田地里鉆出來，從莊稼漢搖身一變為洋行上班族，彼此之間結成了“本家鄉親感情，同業利益攸關”的關系網，甚至存在幾代人在幾十年間于同一洋行任職的情況，唐家逐漸成為最負盛名的買辦世家。歷史在曲折地前進，正當列強陷入歐戰泥沼而無法顧及向東方發展時，唐家憑借此前積累的財富，以及廣闊的發展環境，積極創辦實業，努力實現向民族資產階級的轉型。如受李鴻章之托創辦招商局和開平煤礦的唐廷樞、華茶公司的唐翹卿、裕繁鐵礦的創始人唐耐修以及唐廷植、唐廷庚、唐紀常等。

……

（未完待續，敬請期待下集）

資料來源：

1、關于唐氏家族的歷史研究，唐有淦《唐家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1989）已有詳盡的梳理，本部分基于此進行補充整理.

2、湯開建.唐廷樞家族與澳門關系考述[J].唐廷樞研究, 2020(1):1-27.

3、唐有淦《唐家村歷史上曾經有幾個村名》，唐有淦著：《唐家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第9頁.

4、唐有淦《唐梁定居后的五百年》，唐有淦著：《唐家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第11頁.

5、唐有淦《開放海禁給唐家村帶來生機》，唐有淦著：《唐家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第20頁.

6、唐有淦《唐家村（雞柏村）的鼎盛時期》，唐有淦著：《唐家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第33頁.

7、唐有淦《唐家村（雞柏村）的起步及其歷史背景》，唐有淦著：《唐家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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